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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03
书评:建筑是权力的面孔 - [杂志疯]
(见《书城》杂志2007年9月号)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诗云:“人生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句诗显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栖居不但毫无诗意可言,而且简直就是“劳绩”的代名词。为求得一处“蜗居”,很多人不得不终生劳碌。在选择蜗居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多少自主权。相反,对有钱人和有权人来说,荷尔德林的诗却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仅能够随心所欲地兴建自己的寓所,还可以通过兴建其他建筑控制普通人的生活。这真是一种想象力丰沛的生活。以这种“诗意盎然”的生活为题材,英国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写了一本名为《权力与建筑》的书。
它的英文原名为《The Edifice Complex》,直译就是“大厦情节”。这也点出了少数人的想象力的方向——大型建筑。大型建筑风光无限,却劳民伤财。追逐者就是想通过大型建筑来证明自己,一方面证明自己在调动人财物方面的势力,另一方面证明自己具备操纵他人、享受优越感的能力。他们试图通过这种行为昭告天下:“这就是我想要的世界,这就是我想要的理想房间,我要在这里统治一个国家、金融王国、城市或者家庭。”萨迪奇在书中以20世纪的实例详细地例证了这种“大厦情节”。
这种“大厦”情节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专制国家都存在,但作者似乎对专制国家的大型建筑更感兴趣。他列举了多个发生在专制国家的建筑故事,其中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肆兴建宣扬纳粹文化的社会公共建筑,萨达姆和斯大林对大型建筑的疯狂爱好。虽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存在专制主义建筑这种类型,但发生在专制国家的建筑故事确实更为复杂。在这些故事当中,掌权者的“大厦情节”就是其权力欲望无限膨胀的象征。想想看,在毫无节制地夸大个体独裁者方面,还有比建筑更为有效的其他文化形式吗?
掌权者清晰地意识到了建筑的本质。它是人类社会中第一种大众传媒方式,在实用层面、情感层面和心理层面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建筑既给人们提供温暖的庇护,也暴露了我们脆弱和不安。在兴建大型建筑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控制一切,从抽象的理念、风格到具体的地址、材料和建筑师。通过这种全盘控制,他们坚信自己意图的建筑会比人更忠实地为他们服务。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20世纪的独裁者热衷于大兴土木了。
虽然我们并无充分理由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政治病态,但当兴建者的政治算盘落空时人们就会不得不面临尴尬问题。人们到底该如何处理这些独裁政权的建筑遗物呢?将它们拆掉意味者挥霍浪费和抹杀历史,如若保留和修复则又有为专制文化张本的嫌疑。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结果这些精心设计的建筑物的命运只能凭天由命。即便在民主国家,掌权者或者豪商也难以逃脱“大厦情节”的诱惑。只不过这种诱惑受到较多外在的约束,所以“大厦情节”难以汪洋恣意。尽管如此,大型建筑所具备的塑造能力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空间,这其中蕴涵着丰富而复杂的权力较量。
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尼采的名言: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坦率地说,这本书的主题毫不新鲜, “大厦情节”古已有之,人们至今难以驯服。萨迪奇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发生在20世纪的“大厦情节”例证,再次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能够驯服权力时,才能避免大型建筑的泛滥对我们诗意生活的毁坏。
《权力与建筑》(英) 迪耶·萨迪奇著 王晓刚 张秀芳译 重庆出版社 2007年5月 -
21cbr 200709
与其说西奥多·莱维特是一名营销学家,不如说他是一名战略思想家。1960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成名作《营销短视症》,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在营销史的地位,此后他又陆续发表多篇论述营销的文章,但综观他的营销思想,我们不难发现,莱维特并非在工具和方法层面上讨论营销,而重在塑造营销的基本观念。同时,他把营销提升到了企业战略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企业对营销的理解就是对自身战略的理解。
他的营销哲学主要体现在《营销短视症》里。在这篇经典的文章里,他分析了各个陷入困境的行业,指出他们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以生产为导向,而无视客户的价值和需求。比如铁路行业停止增长,并不是由于客运和货运方面的需求停止了增长。铁路企业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因为它将自己的业务限定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认为自己从事的仅仅是铁路业务而不是运输业务。同样好莱坞遭遇困境,就是由于它错误地将自己定义在电影业而非娱乐业。在这篇文章,他还分析了许多其他遭遇困境的行业的例子,比如零售、干洗和电子器械。
在这些陷入困境的公司里,他们的目标感完全被自己设想的美好产品控制,从而养成了偏狭的产品导向。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把重心放在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没有意识到客户及其需求对企业的根本驱动力,他们认为市场是天然存在的,是一个虽然也需要关心但无需特别关心的“继子”。接下来一个自然的逻辑结果就是:营销就是销售,是在产品研发和制造这些关键工作完成之后必须完成的“其他事情”。
莱维特一针见血地指出,销售与营销貌合神离,前者着眼于卖方把产品转变成现金的需要,而后者则着眼的是买方的需要——通过产品以及产品的创造和最终的消费相关的一整套活动满足客户的需要。营销与销售之分意味着一种商业逻辑的转换,是客户决定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而不是相反。因此,企业需要重新考虑产品与营销的关系:让产品成为营销的结果,而不是让营销成为产品的结果。在莱维特看来,营销就是一个发现、创造、激发和满足客户需要的紧密结合的商业流程。仔细想来,这个定义也同样适用于企业战略。
因此,我们所熟悉的营销短视症,表面上意指企业缺少莱维特意义上的“营销”意识或者不够重视“营销”,实质上是说企业在战略定义上过于狭隘。企业战略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明确 “我们在从事什么业务”。绝大多数企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是从产品的角度而不是从市场的角度去定义自己的业务范围。他们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个行业始于客户及其需求,而不是专利、原材料或者销售技巧,行业是一个让客户满足需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生产物品的过程。这就是最致命的短视症。莱维特进而提出,企业的业务范围应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确定,企业的目就是吸引和留住客户。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代表了人们对企业认识的一个深刻觉悟。因此这篇在四五个小时内完成主稿的文章,成为 《哈佛商业评论》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文章之一,四十多年下来共卖出850000多份。
从莱维特的上述思想当中,我们不难看到德鲁克的影子。莱维特也坦承,他自己并没有太多地创见,自己也深受德鲁克《公司的概念》和《管理的实践》这两本书的影响,在论述营销观念方面德鲁克更具独创性。但莱维持比德鲁克表现了更多的审慎,莱维特并不认为“以客户为导向”与“以产品为导向”完全对立,二者只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他在提到它们的时候,通常都是用“宽阔”一词形容前者,用“狭隘”一词形容后者。这一点从他在《营销想象力》一文中列举的两个成功企业的例子也不难看出,其中一个是杜邦公司,另一个是康宁玻璃厂(Corning Glass Works)。他认为,这两个企业虽然都曾坚持强烈的产品导向,但他们也在不断调整并检查自己的生产能力,以适应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他在文章中写道:“正是因为他们时刻留意适合的机会,运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创造能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用途,才使它们推出了许多成功的新产品。它们如果对客户没有深入的了解,推出的新产品大多数就很可能没有销路,采取的销售方法毫无成效。”这一观点莱维特在1969年出版的《营销模式》一书中有了进一步体现,在该书的第11章《营销矩阵》中他提出:“在可以接受的风险水平下,企业必须平衡外部环境(顾客、竞争、政府和社会)的状况与内部环境(资源、能力、方案和愿望)的状况。”
莱维特温和地提醒人们注意“以客户为导向”和“以产品为导向”的平衡,这种隐秘的平衡观被大多数追随者忽略了,这是因为当时他强调的“以客户为导向”更具石破天惊的影响力,相当于在企业界发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然而他发起的更大革命在于,他主张用想象力来突破企业成长的瓶颈。他观察到,一些长期被认为是成长型的行业其实已经停止增长,一些目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成长型的行业正在面临衰退的威胁。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不是因为市场饱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发挥充分的想象力。他坚信,没有贫瘠的市场,只有贫瘠的想象力。
想象力本质上是一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感知力,是对客户及其需求细致感知。立足于客户及其需求这个基点,企业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从想象力的深度来说,人们需要从客户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产品,客户需要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 在这一点上可以在大做文章;从想象力的广度来说,企业自己所在的行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企业家需要具备敏锐的嗅觉和知觉,找准自己在商业世界的位置。
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人们经常抱怨大众化商品(commodity)的流行使得产品的差异化越来越难。但莱维特却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众化商品,差异化——万物皆可行。这并非故弄玄虚地夸大其辞,而是源自莱维特对产品的深刻洞察。如果企业尝试从用户解决什么问题的角度去理解产品,那么产品差异化的空间就会大大拓展。差异化不仅仅是指独一无二,从独一无二到大众化商品的中间地带也是值得开发的空间。在开发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服务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想象客户把我们的产品作为他解决问题工具的完整景象,在整个丰富的图景里去寻找差异化的突破点。在核心品质与竞争产品同等水平的情况下,企业不妨设想如何帮助帮助用户更好地解决问题,哪怕是着眼于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创新,只要不是粗枝大叶的客户都能感受的到。不要小瞧这看似简单的感受,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客户与产品之间的亲近关系。人们之所以认为差异化困难,主要原因还在于患有营销短视症,没能充分理解客户头脑中的预期,我们头脑中的客户价值主张越丰富,差异化的空间就会越大。
这是一个行业生命周期缩短和行业壁垒淡化的时代,企业家只有高瞻远瞩才能敏锐把握行业变化趋势,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业空间。在确定企业所在的行业在经历何种变化时,你需要考虑行业的核心业务活动(企业吸引和留住供应商和客户的经常性行为)和核心资产(使企业经营核心业务效率更高的耐用资源)是否面临威胁。美国管理学家阿妮塔·麦加恩根据企业的核心业务活动和核心资产是否受到威胁,将行业变化轨迹非为四类:如果两者都受到威胁,那么行业正在发生激进式变化;如果两者都未受到威胁,那么行业正在发生渐进式变化;如果单是核心业务活动受到威胁,那么行业正在发生媒介式变化;如果单是核心资产受到威胁,那么行业正在发生创新式变化。根据不同的行业变化类型,麦加恩建议人们采取不同的策略,针对激进式变化,企业家最为紧张,建议他实施交错战略,对公司既有业务进行渐进式改进,并有选择地进行新的实验以发展新的资产;针对渐进式变化,企业家最为放松,他只需依赖自身优势,逐步、稳定地打造资源和培养能力;针对媒介式变化,企业家感到棘手,建议他寻找非常规的途径比如投资新业务、涉足新行业甚至出售给对手来应对局面;针对创新式变化,企业家也感到棘手,建议他发展和投资商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果企业家能够准确地跟踪行业变化趋势,那么企业可以避免夭折和不必要的弯路。
当然,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莱维特将企业克服营销短视症的重任寄希望于领导者——一个充满魄力、内心深处充满着强烈愿望的领导者。只有具备如此宏伟愿景的领导者,才能吸引大量热情的客户。对中国企业来说,单有这样出色的领导者是远远不够的,它们身处在一个不健康的市场。莱维特提倡的营销(marketing)观念,本质上是一种面向市场的观念。中国企业发挥充分的营销想象力,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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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16
漫画家推手陈维东:创意如何才能变成财富 - [杂志疯]
采访·撰文=丁凯
2007年5月22日,陈维东站在公司那间著名的茶室里(这里是神界漫画公司进行头脑风暴的会议室),为记者指点公司三位主笔的住宅所在的小区,他手指的方向是天津市南开区黄金地段,在那里,神界的三位主笔梁小龙、彭超和阿尤每人被奖励了一套146平方米的住房。“我其实有种心态,就是刺激一下漫画作者,告诉他们漫画家不仅不应该饿肚子,还应该生活得很好。”陈维东说。
陈是神界漫画公司(以下简称“神界”)的总经理、总编创,在漫画业界,神界素以长于商业运作著称。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漫画期刊——《漫友》杂志社社长、漫友文化传播机构出版人兼总编辑金城将陈维东称为“商业奇才”。
而这个“商业奇才”现在正在进行的实验是神界在公司架构方面的剥离,纯粹商业运作的部分将剥离至“村人漫画公司”,这是内地第一家合资漫画公司,韩桢禄以300万元人民币占有30%股份,陈维东以个人无形资产作价700万元,成为控股者,而他正尝试在3年内让“村人”的资本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
200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转发了10部委《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意见》为代表,中国政府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动动漫产业,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认为:“要加快中国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就必须抓好作为龙头的漫画产业。”
但并不是每个漫画作者都像神界的主笔那样幸运,和唱片工业极为相似的中国漫画业界,仍然游走着大批“流浪歌手”,他们中的很多人具有成为巨星的潜质,只是足够多、足够成熟的“唱片公司”尚未出现。
凭兴趣创作难以维系行业兴盛
9年前,由于一直以来对漫画的兴趣,加上东北建筑行业的不景气,梁小龙从建筑监理转行作漫画助理,开始了在神界的职业生涯;8年前,姚非拉搬到北京通州,在很多高粱地的旁边租了房子独自创作;7年前,在电脑公司帮人攒机器的彭超向神界投稿并被录用????
和梁小龙他们一样,中国的漫画家们开始漫画生涯多半是基于对个人创作的兴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甚至从未将漫画视为一项事业,因而普遍对市场需求缺乏敏感,以个人兴趣指导创作。
由于缺乏经验老到的商业运作,漫画创作一直是个苦差事,据金城介绍,2002??2003年间,有一批漫画作者集中流失。“那个时候很多漫画作者转行,到动画、游戏公司作原画,或者去广告公司设计分镜头剧本、做广告创意,还有一些人开始画商业插画。”
当时漫画创作的情形被陈维东描绘为“缺乏规模,故事较弱的小农经济”,而据神界主笔、漫画家梁小龙介绍,这种流失一直延续至今,他身边不少漫画作者朋友已经纷纷转行。许久以来,没有成熟的商业机构对中国的漫画作者进行包装,这使得他们的成名显得遥遥无期,陈维东的漫画创作始于1993年,著名漫画家姚非拉的处女作发表于1994年,而经营漫画杂志的金城,也有着超过10年的创业史。
直到今天,仍有一批漫画作者还在延续着这样的道路,他们固守着艺术理想,认为漫画是纯粹的艺术事业,他们沉迷于画技和个人艺术修为,对商业操作漠视或不得其门而入。因而,这些本应闪亮的漫画人才流离于困窘的生活之间,渐渐各奔东西。
贝贝龙是其中之一,如今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的他称自己为自由职业者。“我还是期待着慢慢通过作品的连载提高自己的画技,逐步积累形成自己的团队,然后与商业机构合作。”他说:“现在的漫画作者仅仅投稿给一家漫画杂志是不够的,我通常手头会同时画5??6个故事,觉得生活还算过得去。”
但是,能够在多家杂志发表作品并养活自己的漫画作者只是少数。“当年张彬把作品拿给我时非常困惑,已经走投无路,因为他联系了多家漫画出版发行单位都吃了闭门羹。”金城说,由于不希望错过一个有潜质的作者,他和他的《漫友》杂志帮助张彬完成了重新定位和包装。也开始让更多的漫画作者意识到,由漫画家牵头的创作团队本应与成熟的商业机构合作,或者成为漫画企业中的产品生产部门,在市场研究部门的指导下进行创作。
金城说:“我们在与漫画家的合作中发现,即便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漫画家,由于年龄的增长,也会出现创作走偏,个人色彩过于浓重的现象,而我们保障其创作方向不与市场脱节的一个机制是编辑与漫画家在创作前、创作中对于故事框架等的沟通。”
而在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一个作者至少被一个编辑“跟”着,形成两人“共同作业”。如果作品内容非常复杂,一对一作业无法完成,就会增加编辑数量,最多的时候有5个编辑“跟”着作家。
成熟机构包装漫画作者通往星途
“那个时候张彬的作品很阳刚,线条刚毅粗放,但是当时的漫画读者以少女居多,又由于张彬画技较强,故事稍弱,所以我建议张彬一定要在画风上顾及少女读者,把作品定位为唯美派。”金城回忆道,张彬也积极配合,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本杰明。
成熟的商业机构,不仅可以通过恰当的定位和巧妙的包装让漫画作者快速获得认可,还承担着为个人漫画作者、漫画团队指明市场导向的任务。
金城还发现张彬的行事风格充满“愤青”色彩,容易给读者以神秘感,“同时,我们认为他的外型不错,容易获得女性读者的好感,就开始通过发表个人照片,由张彬撰写随笔访谈等文章,在杂志上对其进行包装,使其朝偶像派漫画家的方向发展。”一番包装和个人努力之下,今天本杰明已经成为著名青年漫画家。
但像张彬这样成名的毕竟还是少数,“现在中国可以称得上企业的漫画公司绝对不超过10家。”陈维东说,目前中国漫画创作者90%以上是“散兵作战”,还有部分漫画公司徒有“公司”之名。“一家成熟的漫画企业应该有一位精神领袖;有符合商业模式的组织结构,其中包括推广、营销、市场和创作部门;有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规划;有资本运作的概念,而现在的漫画公司往往缺少一个或者多个部分。”
在金城看来,姚非拉的团队“summer”是最接近唱片公司运作方式的漫画团队。“姚非拉致力于summer品牌的成功,他走的是娱乐路线,这在国内漫画界并不多见,他们完全按照明星机制运作,尝试把漫画家包装成明星。”金城说:“因此,在我们发现summer团队中猪乐桃(一女性漫画家)的潜质之后,与姚非拉沟通,希望对猪乐桃进行包装,姚非拉非常配合。”
金龙奖素有中国漫画界奥斯卡之称,在2007年2月揭晓的第三届金龙奖榜单中,猪乐桃当选“内地年度最佳漫画家”,其单行本作品《玛塔》被评为“内地年度最佳漫画单行本”,而姚非拉的summer工作室也当选内地年度最佳漫画创作经营机构。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连漫画家都没有的国家拥有世界领先的动画产业,这是不合逻辑的。” 姚非拉说,而在今天看来,成熟商业机构的包装,显然是漫画作者们通往星途的捷径。
但虽然目前管理着“杭州夏天岛影视动漫制作有限公司(成立仅半年左右)”以及“北京非拉艺术工作室有限公司”,姚非拉仍然坦陈,自己在公司经营方面的尝试仍处于学习阶段。“其实资金并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的漫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如何用公司的形式来实现它。”
而关于对商业模式的探索,神界被很多漫画界业内人士认为是卓有成效的代表。陈维东成为业内拥有极高的市场敏锐度和前瞻性的“商人”,但陈维东说,这些经验来自他两次创办神界工作室失败后的思考。
流水线作业改变行业通行生产方式
早年先后尝试编译、模仿日本漫画的陈维东,经历了两次失败,1997年5月20日,他再次成立神界漫画工作室,踏上了第三次创业之旅。“当时我发现漫画作者普遍迷恋画技,不重视故事和规模,但我认为漫画一定要成规模,有长篇,才能产生足够的商业影响力。当时的作者水平普遍不足以驾驭长篇,因为大家都喜欢从创意主笔到绘制墨线一手包办,不讲配合。”
1998年,陈维东接到了绘制6本漫画书的加工任务,每本书有160页,而陈维东的团队连助理都算上不过6个人,截稿期限只有3个月。
“当时的漫画作者普遍一个月只能画20??30页,姚非拉的成绩比较好,一个月有时能画60多页。”
为了按期交稿,陈维东开始学习香港黄玉郎的模式,进行流水线生产。陈负责文学编剧和情节,一个人负责画脸,两个人负责画衣服,3??4个人同时兼作墨线。流水线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最终这部作品获得了3个国家大奖,但对于我来说,最让我兴奋的是,流水线的实验成功了。”陈维东说。
这种制造业最为初级的生产方式,在当时的漫画界却十分让人惊讶,为了满足高效生产,同一分镜由多人完成,绘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缩水,业界纷纷议论“神界退步了”,“神界做出来的是工业垃圾,毫无价值”。陈维东暗自咬牙,他想:“总有我打败你们那一天,你们会看到100个农夫被10个职业军人击败。”
由此陈维东开始了角色的转型,从杂志连载作者,转向神界的总编创,同时侧重进行产业和文化研究,他说自己分配在产业研究的精力有70%。在这个时期,陈维东形成了一套从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角度判断漫画市场的方法,并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2002年,陈维东萌生了把四大名著画成漫画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被中央美术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评价为“脑子有病”,因为国内在当时的确没有一家出版社具备足够实力和发行管道,来出版如此大部头的漫画作品。
陈维东评估市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其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之后,必然带来文化需求的增大;其二,全世界目睹了中国的经济成就,必然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以期寻找对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未来行为方式的判断依据;其三,近100年来的历史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缺失;其四,四大名著基本上可以代表古典中国文化,而今日社会已经进入读图时代;其五,四大名著漫画客观上是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面向青少年推广,应该会获得国家支持。
在此背景之下,陈维东蛰伏5年,带领神界的主创团队进行四大名著的研发和创作,当时公司的60余人被拆分成两个团队,20多人负责四大名著项目,40人左右负责低端的漫画加工,通过长短结合保证现金流,即便如此,也经常遇到揭不开锅的时候。
期间,他经由朋友介绍认识韩国出版界人士韩桢禄,两人一见如故,2005年,韩桢禄以1000万元人民币买下神界漫画版四大名著的海外经营权,这在中国漫画界至今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
陈维东深信,漫画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必将超过画技,成为读者关注的重心。 “《东京爱情故事》是日本畅销的经典漫画作品,但画技一团糟,其畅销是因为故事本身。”类似的例子还有初版的销售收入达93.1亿日元的《蜡笔小新》。
陈维东预计到2008年7月,四大名著的创作将全部完成,眼下梁小龙和彭超正分别负责《三国》和《红楼》的收尾工作。“从目前已经在日本、韩国和欧洲发行的海外版本来看,到最终四大名著完成时,可以轻松实现2000万元人民币的进账。”陈维东说。
借助主流商业成熟经验经营漫画
前不久,神界主笔彭超刚刚发行了漫画单行本作品《寻找自我的世界》,这本书试图向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传达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是陈维东以漫画传达文化理念的实验项目,而在陈维东的运作下,这部作品成为中国首部全球同步发行的漫画作品,陈维东对赢利颇为乐观:“这本书每页的收入包括国内杂志连载、国内出版版税共500元左右,授权网络连载,每页150元,欧洲发行我们享有9%的版税,折合人民币每页超过1100元。加上韩文版、日文版的收入,总体算下来,每页我们的收入有几千元。”
陈维东的身份此时已经变成了漫画策划人,理论推广人,漫画活动家,因为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漫画产业经营的理论推广,他连续两届成为内地唯一获得金龙奖“华人动漫杰出贡献奖”的漫画界人士。
和陈维东比起来,姚非拉则显得异常辛苦。他记得最近一次遇到困难,是要在穿梭往来多个会议的间歇完成作品,而最近一次给自己奖励,是因为又工作了整整一天,给自己买了半个西瓜。姚目前身兼创作和经营两项职责,多少有些疲于奔命的感觉。“我还有很多精力要放在创作上。我的愿望是公司能够成长、成熟,我可以更多时间专门从事创作。”而梁小龙则认为,对于其他尚在摸索阶段的漫画家而言,分散精力进行商业经营,将可能导致其画技的停步不前,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合作。
陈维东是中国漫画界颇为另类的一个人,原因在于他将制造业、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商业规律应用于漫画产业,而在今天,诸多漫画作者也开始在创作的同时思考经营的问题,这个过程尽管艰辛,但却是必经的。
“国家期望中国在3??5年内成为动漫强国,因此中国漫画的商业这一课,不能依靠漫画家的逐步摸索来补上,必然需要大规模的嫁接和融合,借助主流商业领域的成熟经验来完成。”金城说。
“眼下,国家对动漫的产业政策仍然偏重于最终实现成就的环节,比如动漫周边产品授权等,国家关心的只是产权如何能尽快换来巨大的回报,既能拍电影,又能生产周边产品,甚至能建主题乐园等。”而对于这一政策利好的投机心理正在导致一批人和资金盲目涌入看似可以快速盈利的动画行业,“像割麦子一样,动画公司每年都有一批倒下,又有一批新成立,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发现某个公司的动画制作水平不错,尝试与其建立联系,电话打过去才发现公司已经不存在或者转型了。”金城说。
但动漫的源头实际在于漫画,无论在美国还是日本,漫画业都是整个动漫产业创意的源泉和内容的第一生产者,直到漫画业积聚了一批成熟的商人和商业机构,我们才能指望中国动漫业实现其1000亿元人民币市场规模的宏愿。
作为动漫产业龙头的漫画产业里的诸多从业人员还因为缺乏成熟商业机构操盘而在泥泞中跋涉,金城、陈维东、姚非拉以及不计其数的个人漫画作者都对漫画业的大发展抱有信心,但其先决条件是有足够多而且优秀的商人活跃在漫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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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08
中国出版界还欠钱德勒一本书,他就西去了 - [杂志疯]
Pierre S. Du Po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orporation
这本书一直被出版界忽视,不知所为何故。逝者钱德勒ZZ《财经》:美国企业史学家,2007年5月9日逝世,享年88岁文/路风西方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企业史领域,B.C.(公元前)的意思是BeforeChandler(钱德勒之前)。”这生动地表达了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D.Chandler,Jr.)对企业史研究的巨大开创性贡献。
在他之前,企业史研究大多是关于个别企业和个别企业家的故事。而钱德勒在众多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理论意义的主题,“将企业史建立成了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对经济学、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钱德勒1918年生于美国特拉华州。“二战”期间,他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海军服役五年。他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自1971年被哈佛商学院聘为企业史教授后,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至近80岁退休。钱德勒在哈佛求学期间,曾经直接受到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影响。熊彼特以强调“企业的创新是经济发展动力”而著称,钱德勒则比任何学者都更多地为这个主题提供了实质内容。
1962年,钱德勒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的若干篇章》。他以杜邦、通用等四家企业为主要案例,详细考察了20世纪前期美国大企业从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转变的过程,并提出“结构跟随战略”的主题,即企业扩张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变化跟随。由于这部名著,钱德勒被认为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而战略与结构的互动,也从此成为企业战略研究中的永恒主题。
1977年,钱德勒的第二部主要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问世,并于1978年赢得了普利策历史奖。在这本书中,钱德勒把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和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职业经理在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综合起来,定义为“管理革命”。这一管理革命的结果,就是“看得见的手”(现代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协调),成为现代工业经济中重要的资源分配手段。
钱德勒当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整体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必须强调,新型经理式企业并没有取代市场,成为决定商品和服务提供的首要力量”;但是,“新型企业确实取代了市场,来协调从原材料生产经由若干生产过程到销售再到最终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流程,并将其一体化”。重要的是,他认为大规模管理组织对生产、营销过程的协调和对企业主的替代,是生产率提高的源泉。
1990年,即钱德勒72岁那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三部标志性著作《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在这本书里,他的视野扩展到了世界舞台。钱德勒从美、英、德三个主要工业强国各选取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考察它们从1870年到1990年的动态发展。他证明,是工商企业——通过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主题一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后者把产出的增长源泉处理成生产要素或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对钱德勒来说,使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物质资本投资率,也不只是政府、企业家个人品质或文化,而是支撑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发展的专业管理和组织体系的发展。他所阐明的正是主流经济学的盲区:组织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而对生产、分配和销售中的管理系统和结构的投资是总资本形成的组成部分。
钱德勒终其一生,坚信现代大企业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对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在国际工业领导权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增长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钱德勒也始终认为,大企业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因为管理能力只能在这种条件下被锻造出来。他曾评论说,在中央计划经济下,由于企业有关的决策只能由计划机构做出,因而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从组织能力的角度看,大企业不可能由行政命令所拼凑。
同任何学者一样,钱德勒的一些观点也受到质疑和批评。例如,有人批评他把产生组织创新的原因全部归结为技术;也有人质疑:“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是否已经过时?还有论者批评他只关注高层管理,而忽视了劳工问题。这些意见各有其道理,但无人否认钱德勒的贡献。
事实上,对钱德勒为人及其研究的争议之少,在学术界是罕见的,因为他的成就是压倒性的;只是因为他的研究,人们才对现代大型工业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演进动力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解。他治史严谨,结论证据确凿,为企业史乃至一般学术研究都树立了标杆。 -
2007-08-03
管理学家吉尔布雷斯夫妇 - [杂志疯]
弗兰克·吉尔布雷斯,1868年出生在关国缅囚州费尔菲尔德。吉尔布雷斯在安得福学院和波士顿学院学习时,成绩优异。1885年他通过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却因家庭困难没有入学,而是进入建筑行业,并以一个砌砖学徒工的身份开始了职业生涯。这样,年仅17岁的他就开始在一个建筑承包公司那里做学徒工。在以后的10年时间里,吉尔布雷斯刻苦钻研,努力工作,终于设计出一种新的脚手架,发明了建造防水地窖的新方法,不仅如此,他在混凝土建造方面也有许多革新。因为在技术上的杰出成就,他成为公司的总监督。
1895年,吉尔布雷斯在波士顿注册登记了自己的建筑承包公司。由于技术发明专利权的保护,以及吉尔布雷斯在业务管理方面的诸多改进,他的公司办得十分红火,以后逐渐从建筑承包业扩展到建筑咨询业,在美国的纽约和英国的伦敦都设有办事处。他根据自己的丰富经验著书立说,在这个过程中,吉尔布雷斯对一般管理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0年,吉尔布雷斯对东方铁路运费案极感兴趣,并参加了倡导科学管理的集团。
1912年,在泰罗与甘特的影响下,吉尔布雷斯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建筑业务,改行从事“管理工程”的研究,他在体力劳动的操作方法上很有造诣。他的妻子莉莲对他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12—1917年的5年时间内,他把美国普罗维登斯巾的新英格兰巴特公司作为自己的试验基地。由于他的出色的研究成果,很快他就赢得了管理专家的荣誉。1924年6月14日,由于心脏病,正在准备参加布拉格国际管理大会的吉尔布雷斯突然死去,当时他才56岁。
莉莲·吉尔布雷斯(1878—1972)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是弗兰克·吉尔布雷斯的夫人,也是美国第一个获得心理学博士的女士,被称为“管理第一夫人”。原名叫做莉莲·莫勒,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英语系。为了同丈夫合作研究,她改学了心理学。1912年,莉莲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却不能授予她博士学位,坚持让她再回校读一年。莉莲·吉尔布雷斯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抚养12个孩子的繁忙家务劳动之余,潜心于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并写成了著作《管理心理学》。尔后,在1915年获得布朗大学的博士学位。
1924年,当弗兰克·吉尔布雷斯辞世后,她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并且使自己也成为工业界的一个榜样。在1938年评选的“有行使美国总统权力才能”的12位妇女中,莉莲·吉尔布雷斯榜上有名。1944年,《加利福尼亚月刊》评论道:“莉莲是一位天才。”







